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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传染病权威专家张文宏预测关于疫情的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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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哪些重大瘟疫?

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及其周期性的复发在欧洲一直持续到17世纪,在中东则持续到19世纪。这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瘟疫,但绝不是唯一的一次。当它在欧洲开始减弱的时候,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来到新大陆,给后者带来了类似规模的,甚至可以说是更具灾难性的瘟疫大流行。

天花和麻疹是欧洲人带来的最具毁灭性的疾病

上个冰期末期,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之间、现今被称为白令海峡的地区的连接处被海平面的上升切断了,所以旧大陆和新大陆的人口和疾病环境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与美洲大陆相比,非洲和非裔欧亚大陆的居民与感染病原体的动物的接触更广泛,这种频繁的接触结果通常暴露在致命的传染病中,如天花、麻疹、流感、鼠疫、疟疾、黄热病和伤寒。

天花和麻疹是欧洲人带来的最具毁灭性的疾病:在旧大陆,它们是长期流行的早期儿童疾病,在美洲,它们以流行病的形式暴发了。尽管大多数水手在孩童时期就得过这些疾病,因而在成年后对其免疫,但偶尔也会有一些活跃病毒的携带者加入横跨大西洋的探险中。流感是第三大杀手,成年人也无法对其产生免疫。这三种是最具传播性的流行病,因为它们是通过飞沫或身体接触传播和感染的。而疟疾、伤寒和鼠疫等其他疾病需要蚊子、虱子和跳蚤作为适当的载体来进行传播。当然,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哥伦布第一次到达美洲大陆不到一年时,传染病开始在欧洲人在美洲的第一个立足点海地岛肆虐。海地岛的土著人口从原来的可能有数十万人减少到年的6万人,年的3.3万人,年的1.8万人,年的不到人。多种流行病横扫加勒比地区,并且很快就传播到大陆。年的第一次天花大流行,摧毁了这些岛屿。年,造成了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的大量死亡。

哥伦布

在其不受控制的暴发中,这场疫情为西班牙人征服该地区铺平了道路。正如伯纳迪诺·德·萨哈贡所言,他们占领了阿兹特克的首府特诺奇蒂特兰城:

几年之内,天花于16世纪20代到达印加的安第斯,在那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其中可能包括其统治者哈纳·卡帕克。第二次天花大流行始于年,这次是由麻疹引起的,从墨西哥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同样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死亡。一种特别严重的流行病(可能是伤寒)在—年摧残了中美洲中部地区。后来,比如在16世纪50年代晚期和16世纪60年代早期,一些疾病也时不时出现,这似乎是流感暴发。越来越多的灾难被报道出来,并在—年的复合性流行病的暴发中达到顶峰。当时暴发的一场大规模疫情使剩余人口数量锐减,先是伤寒,后来又同时出现了天花和麻疹

(—年),这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灾难事件之一。

“街上到处都是死人和病人,我们的人都是踏着尸体走过去的。”

在整个17世纪上半叶,瘟疫都在肆虐,其力量可能有所减弱,各地区情况不一,但仍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尽管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有利于西班牙的征服计划,但新统治者很快就试图阻止这一趋势。到16世纪晚期,他们动用更多的医生并实施隔离检疫,希望能保留他们可以利用的本土劳动力。但这些措施充其量也只有很小的效果:瘟疫像波浪一样,大约每隔一代人时间就出现一次,而在最初多年的时间里,死亡人数也只有轻微下降。此外,通过对土著人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治冲击,征服暴力本身只可能使土著人整体的死亡危机更加严重。

累积的人口影响无疑是灾难性的。仅就墨西哥而言,在文献中已经提到了从20%~90%不等的累积人口损失。大多数估计都认为总人口损失超过了一半。

显示了墨西哥城地区工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下降。这条倒U形曲线可以用马尔萨斯主义中关于人口下降和随后的复苏对工资的影响来解释。

查士丁尼瘟疫

历史记载,感染瘟疫的症状与鼠疫杆菌的一致。拜占庭的疫情记载反复强调腹股沟肿胀,这是鼠疫的典型症状。也有一些记载表明,在人体其他部位,如腋窝、耳后或大腿上也出现了肿胀。同样出现的还有被视为死亡先兆的黑痈,以及昏迷、精神错乱、吐血和发烧。此外,分子生物学已经证实当时鼠疫杆菌的存在。在巴伐利亚州的阿施海姆的一个晚期罗马墓地中,12具骨架中有10具显示鼠疫杆菌的DNA片段,其中有两具骨架上的DNA足以重构鼠疫杆菌的整个DNA序列。在其中一具骨架上发现的珠状物让我们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25年,即查士丁尼瘟疫暴发的时间。

报告的死亡率往往很高,但通常看起来不可靠。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君士坦丁堡最初暴发的疫情,导致每天都有数千甚至上万人被夺去生命,使城市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类似极端的说法有时也会在同一地点或其他地方出现。不容怀疑的是大规模死亡的压倒性印象,观察家不过是附上了老一套的数字。

考虑到这种疾病与中世纪晚期的情况是一样的,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活跃状态,我们可能会怀疑,整体的人口流失也许很相似,可能是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非人口的1/4或1/3的水平。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必然会对劳动力供应产生严重影响。在君士坦丁堡,以弗所的高级教会官员约翰对处理瘟疫受害者尸体所得的利润和洗衣服成本的上升颇有微词。

拜占庭时期的镶嵌画

这是已知的最早尝试在面对瘟疫时控制讨价还价现象的例子,亦是中世纪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统治墨西哥初期实行类似措施的先驱。但是,随着瘟疫的蔓延和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一法令对工资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实际工资增长在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正如经济学家所猜测的那样,尽管经验证据仅限于中东地区,尤其是埃及,那里的文献证据的完善程度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埃及实际工资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

但这些证据并不连续:在最初的第一个千年里,文献中只有农村无技能工人的工资数据;在中世纪,则只有城市无技能工人的工资数据。尽管这些数据不能进行同等比较,但它们确实反映了相同的趋势,足以形成关于埃及情况的一个整体叙事。在农村,最常见的情况是每天的工资相当于3.5~5升小麦,正好处于前现代社会典型的3.5~6.5升的核心范围之内。这是一个在那个时期接近于生理需求水平的工资标准。相比之下,超过10升小麦的工资,出现在6世纪晚期以及7世纪和8世纪。

古代中国如何治理传染病的?

传染病,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漫长,中国历史上,关于传染病的记载不绝于史书。

而且中国很早就把“瘟疫”区分开来,《说文》中,提出“疫,民皆疾也”,认为能传染的病通称为“疫”。

至于“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可以朝发夕死。

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根据《中国传染病史料》统计,疫年与非疫年的比例分别为,先秦时代由于文献相对较少,记载也较少。

中国古代已知的瘟疫种类很多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

历史上记载最早的疾疫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大灾即大疫。

两汉三国期间,1:7.6,两晋南北朝,1:4.9,隋唐五代,1:6.5,两宋时期,1:3.19,元朝,1:2.3,明朝1:1.77,清朝1:1.23。

换算起来,周代1次,秦汉13次,三国两晋17次,南北朝17次,隋唐五代17次,两宋金元32次,明代64次,清朝74次。

东汉末年,地球气候趋冷。东海、东莱、琅琊等郡出现水井冻冰厚尺余的现象,渤海湾也有冰封记载。

气候的变化,导致瘟疫流行。东汉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中记载,“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发达,传染病爆发的几率也越来越大。尤其是人口爆发增长的清代,传染病几乎到了一年一次频率。

其中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年,即金朝开兴元年,蒙古大军包围汴京。郊外老百姓纷纷涌进城内逃避兵火,结果因为人数太多,爆发了超级大疫。

据记载,50日的时间内,“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由于古人缺乏病毒和细菌知识,对于传染病的发生无法理解,只能归结为所谓的瘟神作怪或者阴阳失和。

不过,从长期实践中,人们还是能逐渐意识到隔离传染源的重要性。公元前年,宋国的老百姓发现一种奇怪的传染病,症状不仅在狗身上,也在人身上。随着感染的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这种传染病可能与狗有关,于是开始驱逐狗。

到了战国时期,秦国法律中已经有明确的条文规定,比如:麻风病人要隔离。西晋的时候,明确规定:如果官员家中有三个以上的人得了同样的病,即便官员本人未被传染,也不得入宫觐见,期限为天。

南北朝期间,北方南方同时出现了传染病院,而且几乎都设置于寺院中。

不过在古代,最重视传染病防治的,还是宋朝期间,出现了依托国家行*机构的防治传染病体系。

两宋期间,有各种各样职能不一的医疗机构,从中央的太医局,到基层的安济坊、福田坊、养济院、将理院等。此外,地方上的州县设医学校,有传染病发生时也承担治病任务。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

不仅如此,医院,如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曾经创立安乐坊。

除了医疗机构,两宋期间还大规模修订、编撰和刊印医书,尤其是在年,北宋朝廷专门设立“校正医书局”,对宋代以前的医学典籍进行系统整理。

由*府出面推广医书和药方,这在全世界都是首次创举。

两宋还非常重视民间传染病教育,教育民间“煎水”可以消灭疾病的源头,提醒老百姓春末夏初是狂犬病的高发季节,一旦遇到疯狗要坚决赶走等。

宋代开始提出疠气说,认为是疠气导致疾疫的发生。

虽然所谓的疠气仍然虚无缥缈,宋人对传染病的认知显然以及继续提升,他们能意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确定粪也能传染疾病等等,因此在临安有专门的收粪便机构。

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兴工清理沟渠。

吴芾于乾道二年(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

不过,最为厉害的还是中国古代医生所发明了人痘接种术,即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

年,张璐在《医通》中记载:“迩年有种痘之术,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医生于茂鲲称:“近来种花一道,无论乡村城市,各处盛行”。

由于这种感染源的“毒力”较新鲜的病毒弱,被接种人的体内会对天花产生免疫防御性反应,从而有效预防重症天花的发生。

从医理上来说,人痘接种实际上就是一种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这种免疫预防法,是牛痘接种术发明以前最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

满清入关后,受到天花影响,多尔衮、顺治等人皆死于天花,康熙被选为皇帝,则是因为他幼年时得过天花。

以至于后来康熙在《庭训格言》说:“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49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中国的种痘技术很快流传到国外,比如年俄罗斯遣人来中国学痘医,到了18世纪中期,人痘接种术还传到饱受天花肆虐之苦的美洲大陆。

尤其是传到英国之后,启发了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最终在把一位患牛天花女工的痘浆接种到一个男孩身上,获得成功后。

此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牛痘苗的制造、检定技术不断改进,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了免疫接种,最终消灭了天花。

也可以算是中国古代医学对人类的一个重要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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