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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孜沫，男，安徽灵璧人，博士，讲师。-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师从龚胜生教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南昌师范学院旅游与经济管理学院，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健康地理研究，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10余项，发表论文10余篇。
陈丹阳，南昌师范学院教务处讲师，硕士。
摘要
清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历史疫灾流行高潮到来的阶段，清*府针对频繁的疫灾而采取的卫生防疫举措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由于中国古代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卫生防疫制度，现代卫生在引入之初即带有帝国主义色彩。清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过程经历了由西方到中方，由地方到中央的反向路径，由于疫灾频繁，卫生防疫由个人之举上升为国家行为。遗憾的是，清代既是公共卫生的开端，也是封建帝国的尾声。*府与社会各界的种种努力仍难挡晚清时期的汹汹大疫。因此，清末卫生防疫举措所取得的功效，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评价出现截然相反的面相。
“腐败、壅塞、无能、落后……”似乎已是清*府，尤其是晚清*府的代名词，不断在不同场合及其相关研究中被提及和使用，构建出为人不齿的攻讦责难场域。清代（-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疫灾多发期，尤其是清代晚期迎来了中国历史疫灾流行的高潮。当此时期，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肆虐疫情，晚清*府与社会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似乎微不足道，甚至完全被淹没在晚清事关民族危亡的浪潮中。近年来，在关于清代卫生防疫事业“进步”与“落后”的反思、传染病隔离举措的传统路径、近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卫生防疫主权的侵夺、公共卫生意识的提升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可贵的“异声”。
本文旨在从“传统性”与“现代性”两个维度，勾勒出清代特别是清末卫生防疫机制的演变及其播迁过程，为学界及大众重新审视清代卫生防疫的作为及其功效，提供新的视角。
一、先声：公共卫生的缺失与现代卫生的引入
公共卫生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医学概念之一，其定义处于发展变化中，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阐述。公共卫生内涵广泛，本文仅撷取中央防疫制度的缺失、地方医*体系的崩溃、民间卫生意识的淡漠等3个方面，以此探讨晚清以来公共卫生缺失情景下对疫灾流行的影响。
（一）公共卫生的缺失
1.中央：防疫制度缺失导致*府应疫无方
中国古代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防疫制度。*府将应对疫灾视为荒*的一部分，一般以设立施医局、施医送药为主，仅是临时、临事的偶然之举，而受到救助的范围往往仅限于首善之区的京师畿辅一带。如同治六年（），“太医院拟方发药散给五城”。医院等更完全是服务于皇室的“私人机构”，于社会防疫几无裨益。清末东北鼠疫疫信传来，医院“切实研究疫症之由来及防卫诊治之方法，以期防患于未然”，然而随着西医成为防疫行*主体，太医院逐渐淡出防疫体系，清末卫生防疫事务经历了由传统荒*向近代防疫行*的转化。
传统荒*的失灵凸显疫灾流行的冲击。清代是中国古代荒*事业发展的顶峰，荒*的施行深受清代财*水平的影响。清代前、中期，*府凭借强盛国力开展形式多样、堪称“盛清模式”的救助措施，加之疫灾流行不多，凭借荒*尚属应疫有余。清代后期，财*拮据，救灾已有“厚此薄彼”的分别，*府救灾力度不同，社会响应方式也有所转变，从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后果。国家只得倚靠以赈捐、义赈、义演等民间慈善救助为主的救灾措施。此前行之有效的*策措施，形同虚设，如常平仓“已成民间之累”。更为严重的是，疫灾频频，国家应对无力，这体现了国家防疫制度缺失所带来的巨大灾害冲击。虽然中国古代缺少真正意义上的防疫制度，而且疫病救疗也并非传统荒*赈济的重心，但如此规模的赈济无疑有助于疫病的救助。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传统荒*的失灵，更加凸显疫灾流行的酷烈，迫切需要找寻解决之道。
2.地方：医*体系崩溃带来官方管理混乱
古代中国自有一套官方医*体系，从唐时期创建州医*到宋以降创建县医*，基层社会的医*体系得到建立。清代，自唐宋以来形成的地方医疗体系——医学署、惠民药局，渐次荒废，官方医*体系崩溃。当此时期，中国既缺乏体系完善的专门防疫机构，也缺少训练有素的专业防疫群体。
首先，地方医*体系崩溃冲击了救疫救荒等地方公共事业。疫灾不同于其它自然灾害的不可抗拒特征，人们可以对疫灾进行预防、治疗，但由于地方医*体系崩溃，医*机构形同虚设、医*人员尸位素餐，可防之病蔓延，可治之病肆虐。
其次，地方医*体系崩溃造成官方对医生队伍缺乏管理。中国*府在明清时期几乎完全从医疗保健中撤离，使得执业医生的准入机制缺失，庸医泛滥。他们“不知医经，徒持医方；不知表里本末，不辨寒热虚实；不知变通，泥古不化；鲁莽试药，任意措置”。庸医之祸不仅在于无力应对疫灾流行，更在于延误甚至加重疫灾的危害。清代种痘以防天花是较为通行和成熟的技术，却因庸医误诊而出事者不少，如“（芜湖）冬至以后时疫流行，童稚多患天花，庸医误投热药，所伤不知凡几。”
3.民间：卫生意识淡漠伴随疫病流行肆虐
第一,民众公共卫生意识匮乏。普通民众尤其是贫民苦工被视为疫灾流行的“祸源”，他们认为“中国人素不讲求卫生”，并蔑称国人为“东亚病夫”。这固然与西人对华人的偏见有关，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卫生不洁、民众公共卫生意识匮乏的实际情况。民众不卫生的生活方式，诱发疫灾流行，如居室卫生：“（营口），迩来时疫盛行，死亡相继……某姓家有人传染是症，因之殒命，医生察得房屋不洁所致。”民众因惧疫而迁避他处，导致疫灾蔓延，如东北地区“满洲避疫之人纷纷南下，多所接触，致疫症蔓延无已。”
第二,民间迷信行为大行其道。由于科学落后，而又应疫无方，中国自有迷信行为滋生的土壤。在中国民间广泛存在以“迎神赛会”、“年中度岁”等为代表的迷信行为，不仅无益于防疫，甚至适得其反，反而加速和加重了疫情的传播与危害。因为，迷信行为引发百姓集聚一处，加速疫症蔓延，时论称“非以防疫，实以致疫”。此外，迷信行为蒙蔽百姓不事医药，以致延误疫情，如“苏人信神佞*，类皆愚夫、愚妇，故乡间之信奉师巫者尤多，每有疾病，不事医药，专延师巫，妄断吉凶。”
（二）现代卫生的引入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始自西方，是帝国主义带来的产物，在引入之初即带有西方殖民色彩。虽然中国自有现代卫生意识的萌芽，如在清初与西医已有接触，而且西医、西药在中国的流传，较之明末有很大发展，这给中国带来现代医学的一丝曙光，然而其真正登场则已是迟至晚清的事了。可以说，清代在国家卫生防疫层面的作为基本都发生这一时期（表1）。
1.疫灾的冲击与租界的示范
疫灾的冲击是现代卫生引入最强劲的动力，租界的示范效应为华界卫生变革带来机遇。清末传统医学认知已无力应对频频大疫，现代卫生开始进入国人视野。可以说，晚清公共卫生制度建设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疫灾流行的巨大冲击，也正是一次次疫灾流行改变了现代卫生引入的速率。租界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窗口，以“清洁、消毒、检疫、隔离”四项为端的卫生防疫举措几乎都首先在租界推行，继而为华界效仿施行。以检疫为例，包括海港检疫、疫区检疫：前者始于同治十二年（），由西人主持的海关当局在上海、厦门首先展开，后推广至其他通商口岸，至清末，大多数重要的沿海或沿江通商口岸，均创设了相应的检疫设施和规章，如汕头（年）、宁波（年）、天津（年）、汉口（年）、秦皇岛（年）、广州（年）；[17]后者19世纪60-70年代已在上海租界局部展开，19世纪末，在租界已有普遍推行，继而又传入华界地区。
2.机构的创建与规章的颁行
卫生机构在部分地方率先建立起来。与西方由中央到地方的自上而下的一般路径不同，中国卫生机构的发展经历了由地方到中央的自下而上的反向路径。中国近代卫生制度的起步要从城市清洁开始，因为“卫生之道，清洁为先”；“避疫之法，自以清洁为第一要事”；清洁被视为“卫生第一要务”，最利防疫，以清洁为要的地方卫生机构初步建立，姑且试称为中国近代卫生行*机构引建过程中的三个“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上海清洁局：是仿行租界的产物。上海租界是西方文明的示范窗口，对上海华界的影响十分显著。19世纪60年代，上海租界已任命专职卫生管理人员，设立专司垃圾清运和粪便清理的“粪秽股”。上海华界至迟19世纪80年代，也设立了专司垃圾清运的“垃圾局”或“清洁局”。卫生清洁问题，在清代中国城市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上海而外，杭州、厦门等地同样仿行清洁之策。
第二个里程碑——长沙保卫局：是借鉴日本的产物。最早将清洁机制纳入制度规定的是湖南长沙。光绪二十四年（），黄遵宪在陈宝箴支持下，借鉴日本警察制度，在湖南创设保卫局，草拟《湖南保卫局章程》44条，规定“道路污秽，沟渠淤塞，应告局中，饬司事者照章办理；凡卖饮食物，质已腐败或系伪造者，应行禁止”，但年末即为裁撤。
第三个里程碑——天津卫生局：是承继西方的产物。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战天津后，鉴于战后卫生状况恶化，设立专司卫生防疫的卫生局。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接管八国联军攻战天津后设立的临时*府委员会——“都统衙门”，应西方要求保留卫生局，制定《天津卫生局现行章程》，以“保卫民生为宗旨”，开展事务包括“清洁道路、养育穷黎、施治病症、防检疫疠”。天津卫生局是中国第一个城市卫生机构，拉开了中国地方施行卫生行*的序幕。可见，中国卫生行*机构在建立之初已带有强烈的西方卫生机构的印记。
二、践行：个人之举的表征与国家制度的构建
与西方自上而下的卫生行*制度构建过程不同，清末中国经历了“从西方到中国，由地方到中央”的自下而上的反向路径。在疫灾冲击、租界示范等影响下，以“清末新*”为契机，地方行为上升到国家行为。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制度渐次开展，包括卫生行*机构的设立、卫生法令规章的颁布、卫生社团组织的成立等。
（一）个人之举的表征
1.个人之力、个人之见
公共卫生引入之初，多是开明人士的个人之举。社会精英作为有识之士，他们中的一部分曾亲身前往西方国家考察，或留意租界内的卫生状况。中西方之间、华界与租界之间明显的卫生差异带来感官上的巨大落差，“华界较之租界，则一秽一洁，已有上下床之别”。外人每以“不卫生”的华人、“东亚病夫”等蔑称国人带来心理上的巨大冲击，社会精英虽以此为侮辱，但对国人不卫生的实际表示赞同：“中华之人易生疾病，较他国尤甚，且易于传染，缠绵不休”；“上海人多地狭，易集污垢，且华人素不讲求卫生，并无预防之智识，恐为患较各国之流行尤剧”[]。他们以“强国强种”为己任，不遗余力地宣传公共卫生知识，以期唤醒民瘼。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在澳门主持《知新报》，辟专栏介绍西洋医学：“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且骎骎乎进于道矣”。
2.因人而设、因人而废
零星出现在一些大城市的卫生机构，由于缺乏制度性约束，往往虚应故事、形同虚设，并未真正起到设立的初衷。上海“沪城坑厕，有设于要道而坑主又不肯雇人收拾，以致污秽不堪，行人每掩鼻而过，而善堂董事及垃圾局员，亦未有过而问者”；杭州同是一般，“（杭州）于上中下三城设立清道局三处，举办以来已及一年，大街之上固属清洁，而小巷之中堆积如故”。
不仅缺乏制度性约束，卫生机构的设立亦多半是地方大员的个人之举，往往因人而异、各自为*。许多机构、机制、规章因人而兴，又因人而废。如光绪二十四年（）六月，黄遵宪在陈宝箴支持下创设的湖南保卫局，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陈宝箴被革职，九月，保卫局便更名为保甲局，同年末，在慈禧太后的直接过问下即遭裁撤，前后维持不过半年光景。再如天津卫生局，在宣统二年（）亦因“事权、经费”等一再出现裁撤之议，只不过为突如其来的宣统鼠疫的重大疫情而搁置。如果说湖南保卫局、天津卫生局的置废还有不可掌控的*治缘由，那么在苏州锡类善堂形同虚设，因人而异的特征表露无遗。
“苏垣锡类善堂经费颇裕，本系掩埋暴露棺木之需，从前尤绅先甲办理时，极为注意，力加整顿，随派司事，遇有暴露棺木，即行掩埋，兹经某绅接办后，堂务日益废弛，现在草桥、言桥，均有暴露棺木，臭气熏蒸，各处亦数见不鲜，目下疫气未净，该堂置若罔闻，几同虚设云”。
（二）国家制度的构建
1.卫生行*上升为“国家行为”
图1是清代卫生行*机构引建图，图上可以清晰反映出清末卫生行*机构的引建过程。如图所示，有了天津卫生局施行地方卫生行*的肇端，光绪三十一年（）成立中央卫生行*机构——卫生科，隶属于巡警部下辖的警保司，主管考核医学学堂之设置，医生之考验给凭，并清道、检疫计划及审定一切卫生保健章程。光绪三十二年（），巡警部改称民*部，卫生科升级为卫生司，掌核办理防疫卫生、检查医药、设置病院各事，下设保健科、检疫科、方术科。卫生科（司）的设立，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制度性卫生行*的起步，卫生行*上升为“国家行为”。
当然，有了国家行为，地方便效而仿之。时人清晰地认识到“我国卫生机关之缺乏”和“卫生行*之亟宜扩张”[]的问题，因此一再出现卫生行*推广之议。如在浙江“卫生警察关系紧要，现就局内设立卫生一科，为卫生上之行*机关，配置清道处、施医院，分治其事，计共享巡官、医员、清书、巡警、夫役等一百四十八员，各月支经费洋银八百八十六元有零，并拟定简明办法章程，实行清洁街道、诊视贫民，暨注意检查食物水料、防疫种痘，一切保全公共之健康事件”。不过，卫生行*的真正推广则是在“宣统鼠疫”期间。
2.卫生行*推广的“鼠疫契机”
就在国家卫生行*机构设立不久，东北鼠疫疫信传来，为卫生行*的全国推广提供了契机。嗣后，在中央，清*府组织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该会于宣统三年（）4月3日至4月28日在奉天（今沈阳）召开，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34位正式代表参加，其间共举行大会24次，形成决议45项，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为此后的国际防疫合作奠定了基础。另外，清*府颁行中国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民*部拟定防疫章程》，该章程包括6章18条，要求各省“嗣后遇有防疫事件，即行一体遵照，其各种规则，应由各该省督抚体察地方情形，临时斟酌办理”。至此，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在地方，经过清末东北大鼠疫的“洗礼”，许多地方“已设有卫生会，施舍药品，清理沟渠，均各定有章程，禀经立案，嗣后风气益开，文明日进，于民*卫生前途不无裨益”。例如防疫机构，仅在吉林一省，除设立吉林防疫总局外，在全省31个县（州、厅）设立地方防疫局，普及率超过八成。再如防疫规章，既有《火车防疫章程》《国际海港的检疫办法》等专门性行业规章，也有《检疫规则》《检疫章程》等综合性防疫法规；既有《为疫捐躯者之报酬》《严防时疫奖励捕鼠》等防疫奖惩机制，又有《出示防疫》《防疫会四言告示照录》等防疫公共告示。
不仅官方，在民间有一些卫生社团相继组建，为清代卫生防疫事业做出了贡献。如中国红十字会之始，创设于光绪三十年（）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该会以“医治战地因战被伤之战国及局外兵民，救护战地之无关战事因战被难人民”为己任，竭力救护被战、被灾、被疫的军士、百姓。除了这些，还有诸多具体而微的措施：例如为推行种痘防疫，普遍采用免费施种，为施种提供一定便利，部分地区则更加积极：福州开局种核“犹恐到局就种，或有未便之处，准其延请出门施种”，对“近者给夫轿价二百四十文，远在十里以内者，给夫轿价三百二十文”。这样的补贴之举，自然能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三、遗憾：公共卫生的开端与封建帝国的尾声
（一）公共卫生的开端
1.被迫亦可贵
清末，是改革变幻的时代，虽然这种“革”与“变”可能是被迫进行的，但移风易俗，殊为不易，“凡事图始甚难，而变数千年甚深之积习，则其事尤难”。不论是朝廷施*惯性，还是百姓日常习俗，都在艰难中变革。因为，“斯固我国今日所不易办到之事，而亦不可不设法，以期其有成者也”。
鸦片战争以后，以欧美、日本等为代表的“先进”西学如潮水般涌来，冲击了旧时代所固有的“传统”，中国开明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当此时期，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为代表的“西学东渐”大潮澎湃。其中，“医学救国”也是在此时兴起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标榜“科学、进步”的近代公共卫生体制随之裹挟而来。
2.开始即结束
中国近代卫生防疫事业的肇端即使从鸦片战争爆发算起（实际上滞后于此），至清王朝覆灭也仅有70年光景，这对于波谲云诡的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而言，实在是不短的时间，但在维持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国，仍不过是短暂一瞬。清*府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作为，大都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而更多的则是清末十余年中发生的事。如表1中胪列的清代卫生防疫大事记，可以发现众多在中国近代具有开创之功的卫生防疫事业，如光绪二十八年（）设立的中国最早的种类意义上的卫生警察——卫生巡捕；光绪三十年（）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区域性防疫机构——北洋卫生局；宣统三年（）颁行的为警察依据行*法规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大清违警律草案》。
实际上，时人已认识到疫灾对公共卫生的促进作用，在一篇名为《鼠疫关系医学之进步》的报道中，作者颂曰：“天降疠殃，医学以昌，强我帝国，受福无疆”，不过作者同样不无遗憾地表达了“事属创始，未闻遽有成效也”[]的无奈之情。
（二）封建帝国的尾声
1.历史就此转向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是明清鼎革之际的华北大鼠疫加速了清王朝的开启，又是清末民初的东北大鼠疫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当清末东北鼠疫疫情肃清，全国卫生防疫事业取得可贵进步的时候，历史的车轮却就此转向，维持了年封建统治的清王朝宣告终结。职是之故，清末逐渐完善的卫生行*机构、日益规范的卫生防疫规章，就此淹没在历史进程中。
无可否认，清末基于卫生防疫的种种作为，未能对频频大疫的流行有所改观，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历史不容忘却。当此时期，事关卫生防疫事业的种种形象，表露无遗。中央*府“自身难保、置身事外”；地方*府“以邻为壑、相互推诿”；殖民势力“无视民命、争权夺利”；社会精英“竭力鼓吹、难有作为”；民间百姓“不问医药、反事迷信”；传统医学“中医束手、西医奏功”；防疫机构“临事应急、经费紧张”；防疫规章“虚应故事、一纸具文”；新兴媒体“连篇累牍、大放厥词”。以上种种，在晚清卫生防疫事务中无不具显：
第一，各界参与，犹属地域有别、群体不一。在古代中国，救灾救荒本不是单一力量独立进行的事业，而是国家、地方、民间力量的共同参与，近代西方势力也加入其中，但特殊群体不配合的情况时有发生。“宣统鼠疫”期间，“国民军不受检疫，检疫员亦无可如何”；“北京防疫，有受检者，有不受检者，此皆视其门第之高下定，阶之大小以为衡”；“不论中外均须滞留五日，殊于外人交往不便，请饬该局嗣后遇有外国人行过该处通融办理”。可见，军队、官员、西人等特权阶层并不十分配合防疫、检疫，这给原本就十分严峻的防疫形势，带来了“雪上加霜”的打击。
第二，规制虽定，但多形同虚设、一纸具文。晚清*府虽做出种种努力，但推行状况存在明显差异性。许多制度颁行后，未能得到全面贯彻，成为一纸具文，甚至同一地区，实施效果也有好有坏，上述各地清洁局未能全面改善当地卫生环境即为例证。这既与*府机构管理方式、执行力度有关，也自有民间习俗相沿成风，移风易俗，殊为不易的原因。在垃圾清运、街道清洁方面，当局玩忽懈怠、百姓置若罔闻时有发生，中国于清理街道等事情视若具文。如在厦门“曾经将以上各事（按：指街道清洁）示禁，先数日民颇遵行，在后便视为具文，依然如旧”。
第三，机构粗创，仍为临时之设、临事之举。清*府公共卫生制度的引建都是晚近的事，甚至是清末十年才有的举动，卫生防疫是面对疫灾的“应激”行为，防疫*策的制定无疑具有滞后性，同时又具有临时性，导致对疫情的控制与防范的力度大打折扣。“宣统鼠疫”期间，北京为防范疫灾，应急设立防疫局，并医院医院。疫情得到控制后，又被立即裁撤，一直没有常设的疫病防治机构。对于这一问题，时人已有清楚认识：“我国各医院，不能预筹防范，以致南北蔓延，一发而不可收拾，虽临时赶设防疫公所，筹办防疫事宜，然数十万生灵业已再生无术”。
2.疫灾仍在继续
清王朝终结了，代表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时代终结了，历史开启新纪元，历史虽然就此转向，但疫灾仍在继续。民国时期（-）的疫情一仍清代之旧，甚而愈加惨烈，其疫灾严重程度甚至为历代之最。历史具有承继性，清王朝虽然就此终结，但许多肇始于清末的卫生防疫举措并未完全湮废，或者说延续至民国时期的卫生防疫举措有其历史渊源。如辛亥革命后，北洋*府即在内务部下设卫生司，其下设四科并附卫生试验所和卫生陈列所两个直辖机关。此后中央卫生行*机构虽屡有变动，但始终流变有序。
对晚清的国家形象、*府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评价普遍不高。不过，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中也出现一些难能可贵的“异声”，这可以从部分当代学者的相关论述中得以窥见：祁美琴女士认为：“清代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当代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经济建设、*治改革、文化发展、中外交往、人口、宗教、边疆、生态、城市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都需要追溯到清代去根由”。余新忠先生表明：“晚清对于近代身体的生成这一长期过程而言，仅是肇始时期，但却是一个从无到有、变化最为明显的时期，而且这一开端也基本奠定了后来的演变态势”。杜丽红女士称道：“20世纪初风云变幻的*治局势，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北京城市社会生活的变动。事实上，无论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悄然发生着本质性变化”。路彩霞女士亦称：“在断代史意义上的‘清末’，给人一副衰败的印象，一切行将就木；从近代化进程看，又是民国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诸多制度的创建阶段”。
四、余论
虽然清代卫生防疫机制有种种不足，但事物总有其两面，在看到其不足时，还要看到其可取之处。在晚清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府、民间对于公共卫生事业的努力、国家防疫检疫主权的抗争，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其功绩不容抹杀。晚清公共卫生的引入是在国家动荡的背景下登场的，无论动机如何（外交压力、*治需要、防疫手段），其起步之艰难、发展之曲折都是显见的，是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难能可贵的肇始。从国家到地方卫生机构的建立，从精英到民众卫生意识的崛起，似乎有效防疫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晚清各界的种种努力仍难挡晚清时期的汹汹大疫。
历史的车轮滚滚，一切盖棺论定。笔者无意于“企图为历史翻案”，同样无意于“一味于贬低历史”，只是在试图通过对清代尤其是近代卫生防疫的流变与播迁的讨论，以“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视角揭开疫灾应对的历史面纱。
（注：为了便于阅读排版，文章中参考文献标号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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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佚名.论卫生行*之亟宜扩张[N].盛京时报,-2-7.
[38]佚名.鼠疫关系医学之进步[N].盛京时报,-1-28.
[39]佚名.危言片片[N].帝京新闻,-2-15.
[40]佚名.北京防疫记[N].申报,-2-3.
[41]佚名.清街要务[N].申报,-6-8.
[42]佚名.论国民不可放弃应有之责任[N].大公报,-4-24.
[43]祁美琴.《清史研究》三十年[J].清史研究,,(4).
基金项目
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GJJ）；南昌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NSBSJJ028）
信息来源
《江西社会科学》，年第10期，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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