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入对贵州近代教育和医学发展的影响 [复制链接]

自道光二十六年（年）清廷取消了“禁教”令之后，基督教要求与天主教享有同等待遇，于是，专门向海外传教的基督教的差会便纷纷涌入中国。最初只是各通商口岸传教，光绪二年（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规定“中国政府准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由旅行”，从此，传教士们便四处活动。深入内地传教。基督教传入贵州便从这一时期开始，最先进入贵州的是“内地会”接着是“循道工会”。

循道工会是以英国人约翰.卫斯理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的统称，原为“圣公会”的一派，年始为独立宗派。它认为单纯的传教不足以应付新的社会问题，应当深入下层，宣扬“能取得内心的欢迎平安就是幸福”，要求信徒虔诚的读圣经，严格宗教生活，注重社会和伦理问题，并严密教会组织，在精选信徒的基础上实行相互监督，早就循规蹈矩行事的人。“循道工会”于咸丰元年（年）传入中国，在光绪三十年（年）由云南昭通传入贵州石门坎。最先进入石门坎的是英国传教士伯格里，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为了深入苗族地区传教。“着苗装、说苗话、穿草鞋、系草带”，并依靠苗族布道员杨雅各、张约翰等进行传教。在石门坎建立教堂、办学校、开医院、制造苗文，很快打开局面，被标榜为“苗族最高文化区”，以后循道工会的传教范围越来越扩大，增设许多教堂、医院。并进入四方井、长海子等彝族地区。

基督教传入贵州的时间较晚。在此之前，天主教早已在贵州有广泛的传播，人们对“洋教”并不陌生，而且在“反洋教”风潮过去之后，清政府采取了“保教”政策，传教比较自由。为了不致与天主教发生冲突，基督教把传教的重点放在少数民族地区，循道工会主要在威宁北部的苗族、彝族地区，内地会在城市站稳脚跟后便深入郎岱的濑龙桥、赫章的葛布、威宁的板底、普定的等堆等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些地区传教有三个有利的条件：一是社会矛盾突出，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深重，人们希望在精神上得到解脱，有些群众基础；二是在这些地方原先没有人为的宗教，而佛教、道教等的影响力极小，天主教也未曾进入这些偏远山区；三是少数民族中原先有严密的家庭组织，只要争取几个有影响力的信徒，就可以通过亲属关系在他们当中顺利传教。

由于传教的的需要，基督教特别注重社会问题的解决，把“社会改良”作为突破口，提倡“间接传教”，即通过解决社会急迫问题使人们相信基督教可以解救他们。在这方面，循道工会表现得特别明显。伯格里到达石门坎后，首先与当地苗族建立良好的关系，深入进行社会调查，支持群众进行反土目的斗争。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在苗族之中。

基督教传入对贵州医药卫生发展的影响

使人们相信基督教能够解救他们，从而皈依基督教。黔西北的苗族，生活极苦，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严重，往往因疾病而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伯格里早年曾学过医学，他的妻子韩孝贞曾当过护士，于是便以牧师兼医生的姿态出现，为民治病，并印发卫生保健小册子广大宣传，创办了石门坎教会诊所。清朝末年，广西麻风病一度流行，官府诱杀麻风病患者，伯格里闻讯后便著文抨击这种做法不人道，得到基督教世界麻风病总会的支持，汇了一笔经费到了石门坎，得到这笔资金后创建了石门坎麻风病院。医院方面，内地会也十分支持和重视，许多传教士都受过医务和护士知识教育，把治病和传教结合起来。医院便是内地会在铜仁开办的“医院”，贵州第一个私人挂牌的西医程乾生就是内地会的教徒。铜仁医院在创办之初，人们多不信任，求医的人很少，医院采取各种办法招揽病人，或送药上门，或免费就诊，甚至供给住院病人的牛奶和罐头，终于发展起来。

基督教传教士对贵州近代教育发展的巨大贡献

利用学校进行间接传教，这是基督教的重要特点之一。他们提出了“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的口号，认定“教育是传教的有力助手”，并在成都建立“华西基督教教育联合会”，负责西南各省的办学活动，向国外差会发出《请求派遣有训练的教育家来华工作的呼吁书》。目的是通过学校传输宗教思想，培养虔诚的基督教徒。光绪二十三年（年),内地会英国籍牧师党居仁在安顺龙洞街首先办起了一所“义学”，学制四至五年，招收贫苦的青年教徒入学，男生各一班。每班60——80人，毕业后回原籍从事传教活动。光绪三十二年（年）党居仁又以义学毕业生孙士明的名义开办了一所“广智学堂”，党居仁教英语，孙士明教自然科学，专门招收富家子弟，目的在于把基督教扩大到上层社会，争取当地豪绅的支持。在石门坎，循道公会于光绪三十一年（年）创办“光华小学”，派苗族教徒朱彼得、杨雅各到各寨游说，宣传“读书才不会被人欺侮”，并听过赈济粮盐吸引儿童读书，光华小学本部设在石门坎，建有礼堂、教室、宿舍、运动场和游泳池。又在附近村寨建立分校，以后又在四方井办起了崇德小学及其分校，并于宣统二年（年）成立“循道工会西南教区苗疆部教育委员会”。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循道工会西南教区拨款，课程除文化课外，还有音乐、体育。并读《圣经》，鉴于当地苗族子弟不通汉语，伯格里便以新创制的苗文编写《苗族原始读本》作教材，学校硬性规定：“学生须有相当知识，至低应该读完地级读本全部，女子更须二年的家政训练，毕业后始具完婚资格”。这种方式的特点，就是把学校作为传教的重要启蒙基地，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灌输宗教思想，并以基督教的生活方式来进行“社会改良”。

基督教对近代贵州经济文化的推波助澜作用

基督教传入贵州时期已经是清末，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在“西学东渐”的形式下，基督教的传入也起到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教会学校有明显的宗教目的，但它毕竟与传统的儒家教育不同，也不同于天主教纯粹培养神职人员的修院，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均属于近代教育的范畴，学校开设的外语、算术、自然、音乐、体育等课程有利于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特别是在贵州西部的大花苗地区创制了苗族文字，使得苗族由农奴阶层，处于结绳记事的极端落后的经济文化一跃成为贵州的教育制高点。对苗族的语言文化、社会地位、思维观念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但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有的甚至进入了高等学府，成为近代贵州发展的先驱人物。西医在贵州的发展也与基督教有关，医院和诊所，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程乾生等人就是医院学习的第一代西医。基督教还协助邮政部门开创了贵州近代邮政，光绪三十年(年）基督教徒叶采生任贵州邮司帮兼翻译，规划了全省邮政网点，后内地会即在安顺设立信箱，开展邮递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