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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会“看见”已故之人？

封面：RenoNogaj

哥哥去世后，我开始频繁地看见他。他出现在我眼前，不是**般的幻影，也不是梦境中的虚像。他总依附在陌生人身上出现。车流如织的路口，一个男人在等待人行绿灯亮起，为了看清路标，他把帽子向上顶了顶，帽檐下若隐若现的是哥哥的脸。他是地铁入口的检票员，也是那个在市中心食肆里独自喝汤的人。

我无法预见这些“神显”。它们的出现毫无征兆，更无规律可循。那些被我覆上哥哥形象的人，都只拥有他的丝缕影子——深色头发，有些溜肩，胡子浓密，戴厚框眼镜。这并不奇怪，因为我根本不了解我的哥哥。我出生的时候哥哥已经11岁了，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孩提时，他只在周末和另一个兄弟一起来我们家。成年后，我们的生活很少有交集，所以我对他的记忆囿于童年。这些记忆如浮光掠影，又纷乱如麻。直到他死后，我才发现他的大名应该是约瑟夫（Joseph）——他母亲起的。但他出生后人们都用中间名称呼他，“约瑟夫”便渐渐被遗忘了。我是在为他写讣告时，才从父亲那儿知道这件事的。在与哥哥相识24年后，我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这让我感到惊愕，甚至羞耻。我不知道哥哥的名字，更不了解他是怎样的人。我在无知无觉中失去了他，这是多么悲惨而恐怖。我想，这就是他死后我经常看到他的原因吧。他在世的时候，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却从未相遇。哥哥去世时，我刚开始新闻专业研究生第二学年的学习。当时，我很年轻，怯生生的，还没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我一度以为自己不会重返校园了，也不再会写作了。置身于枯萎的葬礼花束和用心烹制的丧仪宴席中，我迷惘了，感觉萦绕在我们周围的哀伤将永远无法散去。然而只过了两周，我就离开了乡下的父母回到城市，继续学业，重新开始了生活。我走进公寓的时候，楼上的邻居迎上前来献歌一曲，他还以为我门口堆积的花朵和卡片是祝贺我生日的。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回归了往日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一如从前，内心却已地覆天翻。我已记不清第一次看到哥哥身影时的具体情形了，但我清楚地记得，自那以后的许多年，我都经常在陌生人身上看到哥哥的影子。起初，我没有追问自己为什么会“看见”，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像我一样。直到17年后，我才迈出第一步。现在我年近中年，有了孩子，也自信了很多。我从实习生成长为了一个新闻记者，也成为民俗学研究者。我采访人们的超自然体验，无论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陷得多深，我都尊重他们的信念。正因如此，现在的我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终于可以将探索的目光转向内心，审视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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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已故之人是哀悼过程中常有的事情，精神病学、宗教研究、社会学、老年学和人类学都探讨过这一现象。不同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享着这一体验。生活在城市的人并不会比生活在乡村的人少看见逝去的挚爱，而且性别和教育水平差异也不会对拥有这一体验产生什么影响。据称，看见逝者的人中女性居多，但这大概是因为女性的平均寿命更长，而且我读过的那些报告大多聚焦于寡妇的经历。虽然直到20世纪才开始有此类研究报告发表，但是在神话与寓言中一直有阴阳两隔的爱人重聚的故事——从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Orpheus）恳求冥王冥后让妻子欧律狄克（Eurydice）死而复生但终成徒劳，到北欧古诺斯语神话中已故的新郎与新娘私奔。民间传说讲述着人类情感的每一个侧面，悲恸也不例外。

—OrpheusandEurydice,JeanRaoux,

按照精神病学的术语，这种“目睹”被称作“悲恸/丧失亲友幻觉”（grief-/bereavement-hallucinations）或“丧失亲友幻觉体验”（post-bereavementhallucinatoryexperiences，简称PBHE）。而“眷殒见”（idionecrophany）这个新词以更加温和的方式描述了这一现象——它把希腊语中表示私密和死亡的词与动词“出现”结合起来，从字面上看，它没有断言那些“目睹”是真实还是虚幻的——是一个中性的术语。因为声称一样事物是真实的——我们所相信的——可能具有高度主观性。也许我信仰精灵，而你信仰上帝，也许有人觉得我们俩都不可理喻，考虑到这些判断中隐含的非真即假的二元对立逻辑，谁又有资格来评判我们孰对孰错呢？超自然体验的内在矛盾之处就在于，信仰上帝在北美社会是可以接受的，然而看见你已故的哥哥在公园遛狗，却成了禁忌、怪异，甚至病态的。

对超自然体验的污名化言论，或许就是人们不愿说出目睹亡者经历的原因。3组来自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哀悼者研究不约而同地发现，几乎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曾以某种方式看见他们已故的挚爱，但其中只有不到一半人提到他们看见的是活人。这些丧失亲友的人在采访中说，他们害怕被嘲笑或吓到亲友，甚至害怕因此招致厄运和更多悲剧。和这些参与研究的人一样，在我哥哥去世后的几周、几个月，甚至很多年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遇见过他，原因多有类似：朋友们不太可能相信我曾见到已故之人，而且我担心这会给悲伤的家人再添烦恼。然而，我最大的顾虑是，忧心的亲友们会强制我去接受一些医疗干预。让我感到恐慌的不是看见哥哥本身，而是这可能意味着我产生了幻觉，甚至出现精神紊乱。

“

我已记不清第一次看到哥哥身影时的具体情形了，但我清楚地记得，自那以后的许多年，我都经常在陌生人身上看到哥哥的影子。起初，我没有追问自己为什么会“看见”，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像我一样。直到17年后，我才迈出第一步。

年，奥利弗·萨克斯（OliverSacks）在他的《幻觉》（Hallucinations）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幻觉常被视为疯癫或大脑严重受损的一种预兆——虽然绝大多数幻觉并未引发不良后果。伴随着强烈的耻辱感，病人通常不愿承认有过幻觉体验，他们害怕朋友和医生会认为他们疯了。”萨克斯写的是普遍的幻觉，可是那些产生于丧恸（日常的，而非创伤性的）的幻觉，却一直被笼统地归类于精神疾病系统。然而，最新一版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5，后文简称《手册》）已删去了这种错误提示。《手册》将丧失亲友后幻觉列为“持续复杂性丧失亲友障碍”的一个子项，并将其描述为“以为死者在场的幻觉”。年，米兰大学的学者们在一篇关于PBHE的文献综述中总结道：“鉴于目前对一般人群精神错乱体验连续性的研究尚无定论，我们依然不清楚它们是否应该被视作病理性的。”

—OwenGent

回头看来，我的丧亲体验是复杂的。至少，围绕着哥哥之死出现的诸多细节让我的感受盘根错节、累屋重架：他酗酒，因此可能患有精神疾病；他死于酒精成瘾的时候，还非常非常年轻；还有，他的死亡被烙上了耻辱的印记。如果是别的疾病，我们会说他与疾病“抗争”或“战斗”过，然而酗酒者与这种歌颂英雄的辞藻无缘，我们只会说他是屈服于令自己上瘾的恶习。哥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背水为阵，在这场战役中，他输掉了最爱的女人、他的创造力、工作，还有亲情。看似单调平庸的生活，对他来说，每天都是撕心裂肺般的挣扎，但我们这群旁观者却总是觉得，为生活拼命是理所应当的。

我不怎么了解哥哥的童年，但全家福照片上的他看起来是个快乐的孩子——虽然表现出一丝警觉。哥哥在我父亲第一段婚姻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三，这段婚姻持续了十多年。这段婚姻结束后，我的两个哥哥留在他们的母亲身边，两个姐姐随父亲搬到附近的一个城市——那儿的一所大学聘父亲做视觉艺术教师。而我的母亲，比父亲小15岁的年轻寡妇，在几年后走进了他们的生活。那之后两年，我出生了。我对那段时光的记忆存在于故事和相片里：我两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姐姐化为涂着蓝色眼影，永远保持着愤怒状态；我们那只名叫减震器（Buffer）的狗精神错乱，经常对着报童狂吠，在访客的身上撒尿；我的两个哥哥，当时还没到青春期，会在周末拜访我们；作为周末郊游，我们一家七口会像戏班小丑一样挤进狭小的勒卡家用轿车，到附近的中餐馆吃饭；如果狗逃走了，我们就集体出动对街坊邻里地毯式搜查——狗逃走是常有的事。到我7岁时，两个姐姐都已结婚并搬了出去，哥哥们也不太来了。在那段愈发凝滞、寂静的日子里，我成了集万千关爱、特权于一身的独女。我一直很清楚，我的生活比哥哥姐姐们容易。我的父母一直在一起，我几乎不需要谋求家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