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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备方而防疫,不可有疫而无方致敬那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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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黄璐琦...那些顶在最前线的中医人是如何大显身手的?

临床辨治时要注重核心要点

首批援汉中医专家

医院院长刘清泉

刘清泉院长于1月25日中午接受了健康报的电话采访。在采访中,他为大家讲述了中医治疗方案的形成过程,新型肺炎患者的临床表现及中医核心病机,并为广大中医同道强调了临床辨证论治时的关键点。

刘清泉院长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湿瘟”范畴,病程缠绵,中医同道在选方用药时尤其需要谨慎,需要重点将本病的“湿毒化热”与“热毒夹湿”区别开。

热毒夹湿证,用清热解毒加祛湿之法即可。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以“湿毒”为主,对于湿毒化热、湿毒蕴热的情况,如果贸然清热解毒,过早用上寒凉药物,必然会导致湿邪加重,会出现“冰伏”,反而影响治疗效果。所以,化湿为主、芳香化浊避秽、透表散邪、升降脾胃应当是辨证治疗的核心。

应慎用苦寒药,注重调理脾胃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

“1月26日我、张忠德、苗青、王玉光四位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对病人进行会诊。张忠德院长还参与了两位急危重症病人的抢救工作。我去了医院,想了解一下发热门诊的情况,因为发热门诊病人很多,所以我就在发热门诊看了很多发热门诊的病人和留观的病人,给他们都开具了中药处方。”仝小林教授说。

仝小林说:“在看诊中,我们发现病人的舌体偏胖大,有齿痕、厚腻苔甚至腐苔,反映湿浊之气很重。因此,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是由寒湿之疫邪引起,病性上属于阴病,是以伤阳为主线。另外,气候对于此次疫情也有影响。武汉地区湿气很重,加之今年是个暖冬,武汉地区又基本无雪,近一个月来阴雨蒙蒙,湿气很重,该下雪的时候反而下雨,容易出现传染病。”

在治法上,仝小林教授认为,此次疫情应与瘟疫、湿瘟相区别,此病应属“寒湿(瘟)疫”的范畴。瘟疫与湿瘟在病性上属于阳病,结局是伤阴,以伤阴为主线。而此病当属阴病,结局是伤阳,以伤阳为主线。在治法上,针对寒和湿。具体来说,因为寒邪被湿邪所抑遏,治疗寒邪,要温散、透邪,用辛温解表之法。治疗湿邪,要芳香避秽化浊。这是一个大的原则。还有一点,该病病邪为“寒湿”,所以应该慎用苦寒药,患者饮食要避免寒凉,食用温热饮食。

针对此次疫情与SARS疫情的区别,仝小林教授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发热的症状不是很明显甚至出现不发热的情况,但是病人乏力得很厉害,胃肠道症状十分明显。在病位上,SARS病位在肺,当属‘肺毒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位在肺脾,治疗时要注重调理脾胃。

仝小林教授表示,各地发病以后,受各地区的气候影响,患者的临床症状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各地可根据病情、当地气候特点以及不同体质等情况,参照中医诊疗方案进行辨证论治。

新版中医治疗方案界定分期

充分听取众多中医专家意见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

黄璐琦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对中医治疗方案进行了调整和补充,增设医学观察期和临床治疗期的界定,对于门诊病人进行分层,表现为乏力、伴有胃肠不适或发热的病人,设为医学观察期。对于住院病人设为临床治疗期,根据病人危重情况分为轻、中、重期及恢复期,每一期明确处方,使各地使用更加清晰明了,并推荐尽早使用中药注射剂,以提高免疫力、缓解症状、缩短病程。

黄璐琦说:“此版中医诊疗方案不仅是第一线医疗救治人员的实际经验,还充分结合了后方科研支撑,专家组充分听取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国医大师晁恩祥、薛伯寿,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景源、医院教授张洪春等建议。”

黄璐琦表示,此次疫情中西医结合对疫情防控很有利,随着治疗方案的优化和防控措施的加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

临床治疗中期是关键转折点

下一步要加强中西医协作

中医院呼吸科主任苗青

“我们是第二批抵达武汉的专家组,在我们之前,刘清泉和齐文升两位专家已经奔赴武汉。我们先于各省医疗队到达武汉,是要有更多时间去接触和会诊病人特别是急危重的病人。”苗青说,结合当前的临床实践,专家组汇集了中医专家们的意见,经过讨论研究,出台了新版中医治疗方案,给全国的中医医生提供一些依据借鉴和指导。

苗青针对新版中医治疗方案的病情分期作了深入解读:“经过专家研讨,我们认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治疗期分为四期:即初期、中期、重症期、恢复期。各个时期的证候如下:初期为寒湿郁肺,中期为疫毒闭肺,危重症期为内闭外脱、恢复期为肺脾气虚。而中期是治疗此次疫情的转折点。一旦病人在中期这个阶段病情未得到遏制,就会恶化。我们发现一些病人的病情进展很快,如果发展到危重症期,治疗就很困难。因此,我们建议在初期和早期中医药就应当介入治疗,防止病情进一步发展、恶化。”

关于专家组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苗青透露:“一是随着各省的医疗队来到武汉,我们将加强与医疗队医生之间的交流,不断优化中医治疗方案。二是把握‘关口前移’的原则,我们下一步会医院,看如何利用中医药在早期遏制病情的发展。三是注重筛选出一些预防或者早期使用的药物,写一个指南给社区医生,让接触者、已出院在家康复的病人、初期病人不要恐慌,医院和发热门诊跑,减少交叉感染。四是加强中西医协作,共同打赢这场战‘疫’。”

希望通过中医人集体的力量

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

医院副院长张忠德

总台央视新闻记者董倩(以下简称董):在这个非常时期,见面最好的打招呼的方式是什么?

在武汉一线医院副院长张忠德(以下简称张):

是拱手(示意)。

董:这两天您在收集、在观察,两天下来有没有形成一套初步的治疗的办法?

张:不是所有的人(症状)都很明显,另外就是胃肠道的反应比较厉害,另外有干咳,有发烧,这些症状,我们按照中医采集的所有的数据来分析找到中医的核心病机,来确定(针对)它的最好的方案。

我们要动员、集中全国中医人的智慧来制定这个方案,希望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最好的方案来用到病人的身上。因为中医药在应对这种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时候,每一次的发生发展,中医药都可以有它的临床疗效。

最近的年的“非典”的中医药临床疗效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后来的禽流感、甲流,到后来的登革热,一直以来都有它非常成功的案例,中西医结合治疗往往会对这些患者提供很大的帮助,而且是越早进入进去,它那个效果可能就会越好。

在我(“非典”)住院的过程中,初期一进去我们就中西医结合治疗,靠的就是中西医结合的疗效来提高我的这种。当时改善我的临床症状,这个中医治疗的辅助非常好的,一个是我的发烧,退烧的时间快,改善我胃肠道的症状也非常明显。

董:当年的年的这种治疗手段对今天有什么帮助或者有什么启发?

张:我们要找到刚才这个病的中医证候发展规律,找出核心病机,然后再制定我们的治疗方案,然后临床使用。

董:一旦不幸得上了这个病,我们是有办法去治的,现在中医也结合进来了。其实现在对于更多的一个人数的群体来说就是防,那从中医的角度您有什么建议?

张:就是隔离是第一要素,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就是防接触,所以公共场所也好,平时也好,把口罩戴上就是很关键。然后就是勤洗手、勤通风,这些在卫建委的方案也好、中医的方案也好,都是有在里面的。

那么中医药在这个防方面,有什么优势或者有什么建议呢?就是一定要防寒湿、防湿,防什么湿呢?防胃肠的湿、肌肤的湿。

湿的防护是有很多种的,第一,你房间里面开着暖气,保好暖,你比平时穿更暖的衣服,(第二),你吃的东西不要是很腻味(肥甘油腻)的,(这样)没有很多湿的东西。(第三),你休息好,人体的正气,他就是正气盛了,脾胃好了,它就会把这个寒气给化掉。(综合起来),就是我们要适应环境,不要伤脾胃,不要大鱼大肉,不要熬夜,不要聚会,要吃一点扶正气祛湿的药物。

全国的中医是一家人,一起来集中智慧来分析,我相信能得出一个好的方案。保护好自己,提升自己的能量,保暖,不感冒,注意饮食,注意休息。中医要及早地参与进去,及早地拿出好的方案对这个病进行治疗,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预期一定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中医药抗疫的具体工作内容和重要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

1.中医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已经在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治疗方案中所用中药在武汉都能保证供应。

2.中医专家通过诊疗方案和会诊指导中医大夫辨证施治。

3.中药在平稳血氧饱和度、保护脏器(部分病人出现肾衰等并发症)、控制病程进程、恢复期消除症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大体上,轻中度病人占比80%左右,重度病人占比不到20%。

5.病人湿邪重、寒湿明显,也有湿化燥化热的情况。

6.在临床诊疗中也在同步做症候学调查,以便总结经验,更好地指导临床。

7.此次抗疫情中,已经组建了中医病区,医院,多张床位,全部由中医组建队伍进行治疗。

8.经验之一:超前治疗,及早采取措施,阻断病势发展。

9.今后工作安排:抓紧治疗争取早日形成拐点;抓紧社区预防;中医专家还要抓临床症候学调查,宗旨是提高轻中度病人治愈率,降低重度病人死亡率,恢复期更要发挥中医药优势作用。

张伯礼建议

“两少两勤两通”预防疾病:

少外出少接触人

勤洗手勤喝水

通风大便保持通畅

必要时可以用药预防,但目的在于调节机体状态,提高自身免疫力,从而抵御肺炎,不是直接针对病毒。例如嗓子不舒服可以清咽,大便不通可以通便。

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家不要恐慌,不要过于紧张,重视疫情的同时保持心情放松。持续的体育锻炼,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充足的睡眠对提高自身免疫力、预防疾病非常有效。

观古论今:古代瘟疫频发,中国人用什么方法防治瘟疫?总结起来有这十点

“疫病”,是中国历史上对流行性传染病的统称,包括因病毒、细菌、寄生虫和其它微生物引起的多种疾病。而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疫病则称为瘟疫。

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可以发现人类同瘟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经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虽然每次瘟疫都会夺走无数人的生命,但这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也没有阻挡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

综合中国各朝代官方和民间的防治瘟疫的史料,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三千年防治瘟疫的历程是一部活生生的正邪相争的历史(见张剑光《三千年疫情》;宋正海等《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每一次病魔的攻击都会对人类造成重大创伤,人类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战胜病魔,生存下来,可是时过不久病魔还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人类再一次面临另一场正邪之战。

几千年的历史表明,无论病魔是多么的险恶和猖獗,每次正邪之战最后总是人类可以躲过毁灭性的灾难,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在没有现代科技的古代中国人是采用何种方式来防治瘟疫的呢?

1.医者挺身而出,抗疫名医辈出

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医生经总是战斗在抗病的第一线上,治病救人,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利益,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历史上医家就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很多名医佚事都是有关治疗瘟疫的故事,而通过抗防治瘟疫也同时造就了一代名医,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历史上大疫流行时期,也是名医辈出的年代。

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病著名,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神医华佗不但擅长外科,还有很多关于他治疗各种传染性寄生虫病的记载。

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

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吴鞠通)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作出过重大贡献。

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2.接种减毒疫苗,不治已病治未病

中国医学家早在公元-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

由于这种感染源的“毒力”较新鲜的病毒弱,接种的人一般只产生轻度的天花,被接种人的体内会对天花产生免疫防御性反应,获得对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从而预防重症天花的发生。

人痘接种实际上就是一种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或者说是用轻型天花来预防重症天花。这种免疫预防法,是牛痘接种术发明以前最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国曾广泛应用,后来还西进欧洲流行美国,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并促进了现代免疫预防医学的诞生。

现在很多传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减毒活病毒作为疫苗。比如,现在每个儿童都要接种的小儿麻痹(Polio)疫苗和麻疹(Measles)疫苗就是人活病毒疫苗。

中国古代医家在多年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既在未发病之前“治疗”疾病,这种未病先防的治疗方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3.帝王承担责任,官方免费抗疫

古代的许多帝王在大疫流行时,曾发出诏书诚坦执*失误,承担责任,以安抚众官吏和平民百姓,并下令各级*府共同抗疫。

官方组织的抗疫活动,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如汉代的文帝,元帝和成帝,东汉的恒帝等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汉代帝王还曾下令官员减少吃喝玩乐,削减马匹坐骑,用于救援染瘟疫的灾民。

宋朝其间,瘟疫发病时*府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药费由*府支出。康熙皇帝曾于年下令各地种痘预防天花。

康熙根据皇室家族亲身经历曰:“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

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这是一个*府用行*命令推广防疫方法的例证。

从汉代起,就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几乎成为官府朝廷抗疫的惯例。

4.设立隔离病坊,阻止疾病传播

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

公元年,晋代名医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谈到天花病时记载:“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永徽四年,此疮从西流东,遍及海中”。

清楚表明天花是在战争中由俘虏带到中国,因此天花在古代中国称为“虏疮”。由于其传染性,天花随后在中国逐渐流行。

公元2年,青周大疫,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可见当时是由*府医院,用以治疗瘟疫患者。

军队中打仗时感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以防传染。

考古发现,在汉代中国就有“病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风病人。

唐朝时,还有佛教会设立的“病人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相当现代的慈善机构。

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府出面管理。

可见古代人很早就开使用隔离的方法,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阻止疾病的传播。

5.建立防疫管理,设立边境检疫

控制瘟疫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国家防疫管理系统,并建立边境检疫制度以控制国际间的传播。湖北出土文物《封诊式》竹简中记载了在战国时期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

宋太祖时规定,所有被派往到边塞的将官,都要带随行医官负责防疫和健康。元朝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户是*府许可能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医院管理,一旦发生瘟疫,医户要参加治疗。

清朝*府还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

清朝刊行的《海录》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

这说明中国医生当时已经认识到天花的急性感染患者为传染病源,并且建立了完整的天花检疫系统。

年,俄国是最早派医生来北平学习种痘及检痘法:“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会理藩院衙门,在京城肄业。”

中国的种痘术还传到日本、朝鲜和印度等邻国,通过国际交流,共同防治传染性性疾病。

6.注意饮食卫生,保持个人清洁

饮食卫生和个人卫生不良会容易感染瘟疫是古人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

秦汉时期的《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

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

提倡注意饮食的卫生,不食用变质的菜饭。

古人还注意到鼠类和不良食品可以传染疾病,提出“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生鱼等劝告。

明代人已十分讲究饮水卫生,李时珍《本草纲目》专门有一个水部,其中说:“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滚。”这种对水质量的判断和分级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中国很多地区至今还保持着古代传下来的预防保健习惯,

如上海人的冬季进补,广东人的中药煲汤,南方的端午节饮菖蒲和雄黄酒等习惯,很多都同预防瘟疫有关。

7.改善环境条件,药物预防消毒

通过环境卫生的改善以减少瘟疫的传播很早就受到了人们相当的重视。

秦汉时期就有建立人工湖和饮水池的记载,还认识到患病的动物和牲畜可以传染疾病,切不可让其污染水源。

秦国时规定不可随便放置垃圾,“弃灰于道着”要被处以罚款。当时城市内设有下水通道,管道多为陶制,逐节相连,可以排泄污水。

这种装置已经接近现代的下水道系统。

汉代时已有专门装粪便的容器和痰盂及厕所。当时城市里还设有公共厕所,称为“都厕”,供大家方便。

唐宋时期官方曾大力提倡种树以绿化环境,并设有严格法律“不得使有砍伐,致令死损”。

另外,在瘟疫流行期间古代人还用药物消毒的方法来预防疾病的感染和传播。

据秦代出土的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宋代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蚊虫以防止瘟疫

8.普及医学知识,加强教育书刊

普及疾病知识加强医学教育是预防瘟疫的重要环节,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视。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素问》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很多预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

医院医院,设有医学、针灸、按摩等学科,另外还有地方的医学教育机构培养医生和防疫人员。当时还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边,以示民众,供紧急情况时使用。

南宋时期中国创办了最早的官立医科学校,培养各科医生。各朝代都对以前的医学药学书籍进行过整理和研究。

秦朝下令焚书时,医药书籍例外,保存了下来。

元代*府机构中有专人负责医书的整理和出版,同时还以书坊、书院、私宅刻书等多种出版形式。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盛世修典”,而医药书籍毫无例外包含在修典之中。很多著名医药书籍都经过数代的再版和注释才能流传至今为今人所用。

中医百科全书《医宗金鉴》记载了接种人痘的详细理论和方法,此书传到日本后对人痘预防天花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9.官方免税减租,疫区施财赈灾

瘟疫的流行不但影响民众的健康和生存,还会对社会、经济和生产带来巨大损失。所以,抗击瘟疫决不仅仅是单纯的防治疾病。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实行过在大疫之年免税减租,减轻民众负担,重振生产和经济发展。

公元前67年,汉宣帝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后来还有官方规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府予以补贴,中央*府通过地方*府将赈灾粮款发到灾民手中。

各个朝代都有过在发生大疫后,*府官员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或开仓赈济,或派谴医生施药救之。地方官府办的“蕙民药局”也在地方抗瘟疫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0妥善安葬亡者,救济抚养遗孤

历史上每次大的瘟疫流行都会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致使妻离子家破人亡,出现“万户萧条*唱歌”的悲惨状况。由于瘟疫的传染性,未经妥善安置的尸体将进一步传染疾病,危害家人和环境。

西汉时期,平帝曾下诏,按每家死于瘟疫的人数赐与不等的安葬费。

唐朝时期对瘟疫时期掩埋尸体十分重视,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发现尸骸迅速掩埋。

唐玄宗在大疫其间下令,死者尸体一定要家人掩埋,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置。

唐文宗时规定,患瘟疫家庭留下来的遗孤,如不满是十二岁,一定要由亲属负责养育,官府提供两个月的口粮救济,孤儿名单要上报官府。这些措施和作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护生命,还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社会的作用。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是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来综合治理瘟疫的。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即使在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预防现代瘟疫使用的方法仍然大同小异。

近百年来,随着社会文明和科学发展的不断进步,人类对付瘟疫的办法愈来愈多,手段也逐渐提高,其结果是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寿命明显升高。

现在人类可以骄傲的说在同病魔的斗争中人类已经真正做到了“道高一丈”。但是,切切不要忘记,瘟疫向人类的进攻从来没有停止过,瘟疫不时还会司机发动反击,而不时出现“魔高一尺”的情景。人类注定要病魔长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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