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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湿地日孙莉莉要做中国滨海湿地保护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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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是第23个世界湿地日,《湿地公约》组织明确“湿地和气候变化”为世界湿地日主题,以突出湿地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并以此提高公众认知,推动湿地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

湿地拥有卓越的碳汇能力,是重要的“储碳库”和“吸碳器”,是气候变化的“缓冲器”。湿地类型多样,包含了沼泽地、泥炭地、湖泊、河流、海滩和盐沼等,它们在抵御极端天气,缓冲、减少洪涝灾害,缓解干旱,以及吸收、储存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湿地中的沼泽地特别是泥炭地储存了大量的碳,在有效缓解温室效应、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湿地功能仍然被严重低估。随着城市化发展和农业开垦,世界上的湿地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湿地公约》首次发表的《全球湿地展望》报告表明,年至年短短的45年间,全球35%的湿地已经消失,从年起每年湿地面积减少的速度越来越快,湿地消失速度是森林的3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进一步加强湿地保护,扭转湿地流失趋势,显得尤为迫切。

在今年世界湿地日中国主场宣传活动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春良表示:“中国*府高度重视湿地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把增加湿地碳汇、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湿地保护纳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

在世界湿地日来临的前夕,《公益时报》与您一同回顾和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孙莉莉的访谈录(该访谈首发于年11月4日)。

正文:

年,孙莉莉与王石、万捷、厉伟、陈劲松等企业家及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共同发起成立了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以下简称红树林基金会),这是全国第一家民间背景的环保公募基金会。基金会成立后不久,由于第一任秘书长仓促离职,孙莉莉接过了秘书长的职务。从成熟干练的企业家到公益新人,为了让基金会尽快步入正轨,孙莉莉到处拜访行业内的专家学者,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与*府部门沟通,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招聘最优秀的人才……担任秘书长的五年时间,她因工作原因飞行里程超过60万公里。

除了要做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的领导者,推动建立基于场域的自然教育中心相关标准和培训认证体系,孙莉莉还希望将红树林基金会打造成推动民间环保外交以及国际交流的平台。其创建的“*府+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的自然保育模式在红树林及滨海湿地保护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未来,孙莉莉希望将这种模式推广到更多地区的滨海湿地乃至更广泛的湿地保护区域,同时争取更多国内外大型基金会的支持。

为做好秘书长,孙莉莉辞去了自己参与创办的企业的一切职务,而彼时企业已经上市,正是发展最好的时期。同时,为了不分散精力,她卖掉了自己持有的所有股票。同样是企业家转型做公益,孙莉莉对于基金会的管理有什么独到之处?她对于环保公益的发展又有什么看法?对此,《公益时报》记者对孙莉莉进行了专访。

五年飞了60多万公里

深圳市委书记王伟忠(右三)考察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

《公益时报》:相比而言,环保公益对专业性要求很高,发展起来也很困难,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决定转型做公益且投身环保领域呢?

孙莉莉:其实最开始投身环保公益事业也是机缘巧合。年,我在北大的校友厉伟邀请我参加王石和马蔚华组织的晚宴,在饭桌上他们给了我一张表,是成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员的登记表,由此我在饭桌上就成了他们的会员,后来我还把这段经历写了下来,叫一顿饭的故事。也是通过这次机会我认识了万捷、陈劲松、刘小钢等人,他们都是阿拉善SEE的老会员。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他们做的事情特别伟大,他们想推动企业家阶层的觉醒。他们对公益的情怀、热情和付出打动了我,我觉得企业家阶层的觉醒能够带动整个社会阶层的变革。

这次见面也为后来阿拉善SEE深港中心的成立以及红树林基金会的成立埋下了种子。而且公益一直也是我的一个理想,尤其在认识刘小钢之后我就成了她的粉丝,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她那样的人。之后,红树林基金会的成立让这个理想实现得比预期提前了。第一任秘书长因个人原因辞职后,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重新找秘书长。但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公益时报》:当时您辞掉了自己参与创办的公司的一切职务。

孙莉莉:为了保证足够的工作时间,我也做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当时我的公司已经上市,处于发展最好的时期,我作为公司的副董事长责任特别重。但是我再三权衡,不想错过这次机会,而且公益也是我的理想,我不想当一个指手画脚的捐赠人,而是想身体力行去做事。所以当时就决定辞去公司的所有职务,把股票也全部卖掉了,真的是一干二净地离开了自己的企业,马上就投入到基金会的工作中。

《公益时报》:从一个知名的企业家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公益新人,有没有感到一种落差?

孙莉莉:最大的落差其实来自*府,*府的态度。一开始我们基金会也没有名气,公益人的身份在*府面前不受欢迎。我们跟*府部门谈合作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很不屑,认为我们的专业性很低,*府本身拥有很多专业人才,不需要我们的介入。

但这些激发了我的斗志,激发我去学习,我要具备跟*府对话的能力,不能总是由对方掌握话语权。为此,我拜访了很多专家并邀请他们做我的老师,找机会参加各种行业会议,邀请相关领导到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香港湿地公园等地参观学习,满世界范围内招人……过去五年,我大概飞了60多万公里,去了很多国家,见了很多人,听了很多故事,参观了很多保护区,上了很多课。通过这些努力,我逐渐了解了滨海湿地保护这个领域,并且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我做的这些事情也打动了基金会的企业家发起人,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当对基金会的工作有不同意见时,一切以秘书处意见为主,以秘书长决定为主。

借鉴上市公司的经验做法

《公益时报》:红树林基金会在国内众多基金会中率先尝试公开推选理事和监事,当时这么做的初衷是什么?这一做法对基金会的运行管理及长远发展产生了什么积极影响?

红树林基金会在国内率先尝试公开推选理事和监事,在社会上引发积极反响

孙莉莉:我们借鉴了上市公司设置独立董事的做法。上市公司一般都设有独立董事,他们既不是企业的管理者,也不是股东,而是外部的专家或是社会上有名望的人。他们参与到企业的治理中,一方面不会产生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也能够让企业的内部治理更加透明。对于公益机构来说,透明就意味着能够增加机构的诚信,意味着机构的生命线。基于这层考虑,我们决定设置三分之一的公众理事、监事,由公众推选产生,他们和其他理事、监事拥有同样的权利。

我们会在报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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