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个人的遭遇，反映的是时代的嬗变，在时代的潮流前，个体是微不足道的灰尘。但微不足道的个体的幸运所在，正在其可以在为数不多的境况中，将命运攥在自己手里。作为有着一千多年文官考试制度的国度，高考是我们每个人熟悉的，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考上大学，改变命运”，对从上世纪走来的他们来说，有着比任何人都深切的体会——本期学人Scholar整理了部分学人的高考故事，而从这些故事中，即可窥见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又可看见在这潮流下人们未曾停歇的努力和不屈。
贺卫方：严重偏科的文科少年
贺卫方，年生，山东牟平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法学家、公共知识分子，《中外法学》前主编。长期
▲年高考准考证
▲约年于四川大学门口
那是长期停招后的第一次，录取不太看志愿。大学毕业后他才知道，因他的家庭出身有些“问题”，当时录取他的老师也担有*治风险，经过争议，终以“重在表现”的理由录取了他。“且我本是在农村考试，通知应是寄送到乡下的。川大招生办的人竟然査到成都我家的地址，特地寄到家里，让我们能愉悦地过年。下乡已九年的我是家中的‘老大难’问题，那次过年的气氛当然好极了。我会永远记得这一经办人的细心周到，我猜其家中或者也有知青，所以很能体会这个通知的重要吧。那时‘文革’尚未完全结束，‘斗争哲学’之余威尚在，而川大从招生到发通知都相当有人情味。非常不容易，使人难以忘怀。”
摘编自：《往事与随想：永远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63—66页。
陈嘉映：成也外语，败也外语
陈嘉映，年生，上海人，当代著名哲学家，著有《海德格尔这学概论》《语言哲学》《无法还原的像》等。
年前后,时局急促变化，陈嘉映一再告诫自己“要在天下滔滔之中坐定书桌”，一边做些翻译，一边读书。年恢复高考，无数青年学子欢呼雀跃，发奋学习，陈嘉映就是其中一员。
“我为高考做了认真准备，但并不是指望上大学学到什么东西，大学只是比印刷厂更好的混日子的所在。”陈嘉映报考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琢磨会德语的人少，没什么竞争。结果不是这么回事儿。考生中有一帮外语专科学校的德语毕业生，人家受过正正经经的训练，年龄又小。在外语专业，尤其是德语这样的小语种，当时25岁的陈嘉映算是大龄的了。“更糟糕的是面试，召进考场，回答完WiegehtesIhnen就张口结舌说不出整话来。我被要求出门等着。后来听说几位考官评议，这个学生笔试考了第一，却一句整话说不出来，笔试八成是请人代考的。幸亏他们最后还是决定让我继续面试，改用汉语盘问了一番，听了我自学德语的经历，代考的怀疑打消了，但还是犹豫要不要录取：老大不小的，口语还能不能学起来?一位韩姓教师力主收留：这个考生在农村吭吭哧哧自学，能够考成这样怪不容易的，将来说不定是咱们德语专业最好的学生呢。我就这样混入了北大。韩老师的期待没有实现，我的德语口语始终没有过关；不过我倒也不是成绩最差的学生。”
▲青年陈嘉映
进北大没几个星期，就传出恢复研究生的消息。出于与学业全无关系的考虑——插队八年，一直自己养活自己，如今一把年纪，不宜回过头来寄生于父母，研究生有三十几元的收入，够自己糊口了——陈嘉映决定报考研究生。
研究生考试的笔试顺利通过，面试再次出了麻烦。原说面试的内容是现代西方哲学，他自以为在这个领域，考生中没有哪个会比他知道得更多。谁知考官们一上来先问的是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策略》等文中关于矛盾、实践之类的论述。“这些劳什子，多年前也读过，这时候却糊里糊涂记不起什么了。后来听说考官们对我白痴般的样子颇感恼怒，根本没心思再提问现代西方哲学。”这一次是熊伟力主留他：学习外国哲学，外语极端重要，这个考生德文差不多考了满分，还会俄文和英文，弃之可惜，毕竟，矛盾、实践之类一两年就可以补上，几门外语却不是一两年就能学好的。于是他便成了研究生。
摘编自：陈嘉映：《无法还原的象》，北京：华夏出版社，年，第1-48页。
陈平原：“学文学应该跟体重没什么关系”
陈平原，年生，广东潮州潮安县人，北京大学教授。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北大首批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主要研究现代中国学术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散文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时，陈平原正在粤东山村插队，他是从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上，读到那篇《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才知道国家*策改变了，可以自由报名参加高考了。当时广东省高考的考试科目主要有两门：语文和数学。对于喜欢读书的陈平原来说，语文的复习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靠的是平日积累，而且，那时他在山村学校当民办教师，正好教初中语文。他将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重温数学上。幸运的是，陈平原所在的中学组织了短期培训班，所有报名参加高考的学生都可以回去复习。就这样，在培训班老师的带领下，陈平原用最快的速度将中学数学温习了一遍，并开始做各类习题。
然而，从宣布恢复高考到正式开考，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复习时间的严重不足让陈平原走出考场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当时不公布分数，事后我也不想打听。我报了中山大学，还被人家嘲笑，说就你这个样子，还想考中大？”由于无法预估分数，陈平原在父亲的指导下填报了志愿：第一志愿中山大学，第二志愿华南师院，第三志愿肇庆师专。
▲年12月，离开山村前夕，陈平原与家人合影
▲年中山大学毕业证书
春节过后，不少高校开始给考生寄送录取通知书。可是陈平原的录取通知书却迟迟不见踪影，这让他非常着急。“那时我很瘦，不知从哪儿听说，上大学有体重限制，男的最少50公斤，而我体检时才99斤，还差一斤，直感叹，早知道，体检前应多吃一个红薯。为这事，父亲专门带我去请教韩山师专的校长，分析了大半天，估计特殊专业才有这样的要求，学文学应该跟体重没什么关系。”
直到有一天，他正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传达室送来一封盖着邮戳的挂号信，信封上写着“中山大学”字样，他知道自己终于如愿以偿。
摘编自：江蓠：《陈平原高考回溯：永远的》，《民生周刊》，年第19期
钱颖一：酷爱数学和英语
钱颖一，年4月生，北京人，经济学家，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年8月，钱颖一随父母从贵州回京，插班进了和平街一中，读了一年半高中。“刚开始年的时候，有点想让这一批直接上大学，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学习氛围都很好。年，高校招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张铁生交了白卷。我们前面那一年半念的还都是挺努力的，突然出了个交白卷，‘哗’一下子就改了，还是得从工农兵里面招大学生。然后我们所有人73年底毕业，74年4月份就都去插队了。”
在密云县塘子公社丰各庄插队的四年，钱颖一从未放下过书本，尤其酷爱数学和英语。“生产队是密云县最穷的队，在山上，我在那是待了四年，什么活都干过。修水渠、养猪、做饭，挑水抗旱，种菜、割草、种麦子、种土豆、种白薯。我的英语和数学都是田埂上学的，我念英语，听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英语教学节目跟着学。”“学《新概念英语》学到第四册时就难了，积累了非常多的问题，我两三个月回城一次，每次都要到梁从诫他们家去一次问这些问题，答疑。梁从诫的太太，我的老师方晶老师，先问她，她不懂了问她丈夫梁从诫，梁从诫英语也挺好的，他们俩都不懂了，说咱们到里屋去问一个人，我们都叫他金爸，他都给我们解答了。金爸就是金岳霖。”
年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重大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50天后，钱颖一和全国万考生一起走进了北京市密云县塘子中学的考场。报志愿时，钱颖一分析过自己的优势，必然是数学和英语，他心目中的最佳志愿是北大的数学专业，遗憾的是，当年只有清华的数学专业招生，这便成了他的第一志愿。年的高考，考试的具体时间各地有差异，却是唯一一年冬天考试，第二年春季入学。当年高考，四门课总分分，钱颖一考了多分，被清华大学数学专业录取。清华大学的数学专业和北京大学的物理专业，集中了恢复高考第一年各省最高考分的学生。在39人组成的清华“数七班”里，学生年龄从16岁到31岁不等，数学家华罗庚的女儿、丁石孙的儿子都在“数七班”。
摘编自：《钱颖一：我们这一代人就是高考改变命运》，央广网，年6月6日。
许纪霖：人生是不断的“错过”
许纪霖，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年国家恢复高考，许纪霖高兴坏了，他很快就报名参加。复习的时候也是从从容容的，后来接到华东师范大学的通知书，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在填报志愿时上海的文科生只有两个大学可以选择：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那个时候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大合在一起），许纪霖填报志愿的时候都是与新闻、中文、历史有关，“为什么要考文科呢？实际上，我的理科成绩也不错，考试时数学还是满分。但我对文科有一种偏爱。我很喜欢文学，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文学十分感兴趣，作家在那个时代是人类灵*的工程师，所以当时很想从事文学创作。”
但最终他却偏偏被华东师范大学*治教育系录取了。在大学的时候许纪霖也并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兴趣很广泛，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专业方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选择专业，有三个方向可供选择：哲学、经济和*治，他选择了*治专业。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关于苏联改革的研究。但是毕业留校后，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共*史教研室，与陈竹筠老师一起从事中国民主*派史研究。
摘编自：许纪霖《在刺猬与狐狸之间——我的知识分子研究之路》，《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序言。
张维迎：想学文学的经济学家
张维迎，年生，陕西省榆林人，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学界，张维迎以产业组织和企业契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见长，并著有博弈论等方面的学术著作多部。
张维迎出生在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偏远山村。他的童年与少年印象最深的是计划经济带来的贫穷与饥饿。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邓小平下令恢复高考，使他的命运与千百万人一起出现转机。年，张维迎填写高考志愿，第一志愿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因为给县里的广播电台写过通讯，第二志愿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采编；第三志愿是延安大学中文系。填完这三个志愿，看到志愿表上还空了一格，他随手写下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为“第四志愿”。在体检、*审后，由于长期没有收到通知，张维迎以为已经没有录取希望。结果在3月底，母亲告诉张维迎，村里接到省里的电话通知他考上大学了。
原来，一位年龄偏大没有被录取的“老三届”考生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中央立即下发了扩大招生的文件，主要从大龄和*审有问题的高分考生里招生。张维迎虽然不是“老三届”，但搭了他们的“便车”而被录取到了西北大学*治经济学专业。这个专业是何炼成教授利用扩招机会申办的，因为本来没有这个专业，也就没有人报考。当时有八大金刚——也就是八个老师去招生办把所有剩下的文科生档案摊了一地，一个一个挑，最后张维迎被挑了进去，由此张开始了经济学研究的历程。
朱光潜：家贫只好读师范
▲青年时期的朱光潜
朱光潜（年9月19日－年3月6日），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致力于文艺思想硏究和批评、美学研究，翻译、论著美学的著述极为丰富，代表作有《西方美学史》《美学》(译)。
朱光潜幼年虽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家境并不好。年冬天，19岁的朱光潜从桐城中学毕业，在离家不远的桐城大关乡北峡小学当小学教员。然而，朱光潜志存高远，不甘心就在桐城的一所偏僻小学里待下去，想到大城市去闯荡接触外面的世界，也可以更多地了解新的文化思潮。
于是，他投信上海商务印书馆，想去当学徒，但当时商务印书馆招学徒，实际也需要有力的推荐人，像朱光潜这样只是自己一封书信，是很难成功的，因此他没有被录取。当然，他最渴望的是能够上大学，尤其是能够上北京大学，在国学方面继续深造。可是北京离家远，连考试和上学的路费，家里都很难负担，何况入学时还要其他费用。于是教了半年小学后，他报考了才创办几年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这里不仅实行公费教育，不要学费、寄宿费，而且还发给伙食费和杂费。但武昌高等师范的环境令他非常失望，教员水平之差，甚至不如桐城中学。幸运地是，在武昌高师待了约一年以后，他得到了去香港大学学习的机会。在港大的五年里，朱光潜博览群书，不仅熟练地掌握了英语，而且还广泛学习英语文学、西方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知识，也是在这期间，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摘编自：
王攸欣《朱光潜传》，人民出版社，年，第26-27页。
钱念孙：《朱光潜：出世的精神与入世的事业》，北京文津出版社，年，第1-24页。
季羡林：清华还是北大？
季羡林（年8月6日——年7月11日），著名东方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年夏天，季羡林高中一年级毕业了。他和几十个举子联合“进京赶考”。当时北京的大学五花八门，国立、私立、教会立，纷然杂陈。水平极端参差不齐，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样，是北大与清华，两个“国立”大学。因此，全国所有赶考的举子没有不报这两所大学的。这两所大学仿佛变成了龙门，门槛高得可怕。往往几十人中录取一个，被录取的金榜题名，鲤鱼变成了龙。季羡林去投考的那一天，有一个山东老乡已经报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孙山。这一年又同他们报考，也就是第六次，结果仍然榜上无名。山东老乡神经失常，一个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带漫游了七天，才清醒过来。他从此断了大学梦，回到了山东老家，后不知所终。
季羡林也报了北大与清华。但与别的高中同学不同的是，他只报这两个学校，仿佛极有信心，“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样多，几乎是本能地这样干了——别的同学则报很多大学，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报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成千，从小学一直考到获得最高学位；但我考试的运气好，从来没有失败过。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但是，北大和清华，对季羡林来说，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他考虑许久，总难以下这一步棋。而当时的“留学热”不亚于今天，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于是季羡林最终选择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
摘编自：季羡林：《季羡林真实人生》，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年，第67-76页。
齐邦媛：倾慕哲学的文学少女
齐邦媛，年生，台湾作家、中国文学学者，专长为中国文学、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被部分学者誉为台湾文学之母，代表作《巨流河》。
年联考结束后，齐邦媛考取了当时位于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时，齐邦媛填了三个志愿：西南联大哲学系，武汉大学哲学系，西南联大外文系。“之所以选择哲学系，乃是幼稚地想向父亲挑战：你到德国读哲学，我至少也可以远赴云南昆明去读哲学，探索人生深奥的意义。”靠着英文和国文递补了奇惨的数学，齐邦媛考上国立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竟在发榜后不久，通知她说她英文分数高，欢迎前往就读，但是齐邦媛执意“追求真理，思考人生”，决心读哲学系。
▲年，齐邦媛（右一）与母亲裴毓贞（中坐者）、大妹宁媛（左二）和小妹星媛
一年后，时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的朱光潜劝其转系：“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作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齐邦媛在自传《巨流河》里写到：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我心头。随后，齐邦媛转入外文系，师从朱光潜，开始了她一生的文学之路。
摘编自：齐邦媛《巨流河》，三联书店，年，第91-页
余英时：家学影响深远
余英时，年出生于天津，原籍安徽潜山，当代华人世界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
年夏天，余英时考进了父亲余协中在沈阳创办的中正大学历史系。他回忆：“我选择历史为专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的数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家所藏英文书籍也以西史为主，我虽不能阅读，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读西史的强烈愿望。我课外阅读则由梁启超、胡适的作品开始，种下了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由一位青年讲师讲授，用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钱先生的学术。因此，我在这所新办的大学虽然仅仅读了三个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却大致决定了。”
▲余英时（前排右四）于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典礼（年）
年8月底到12月底，余英时成为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在这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年余英时为巫宁坤的《孤琴》作序，便以《回忆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学》为题。年元月初，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亲和继母，父亲说：“钱穆先生现在这儿办新亚书院，我送你去念书吧。”当时新亚书院就是一个普通楼房的两层。余英时去考试时，钱穆亲自出来主持，只叫余英时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后，钱穆当场看了余英时的中文试卷，接着又看英文试卷，马上决定录取。
摘编自：李怀宇：《余英时——知人论世的历史研究》，《时代周报》，-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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